说开去与钟叔河先生闲聊，问起平日看什么书，答，周作人。

“还是周作人的文章经看，每次都有新的感觉。他的文章看起来是平淡的，却有着更深的意思；去解读这个更深的意思，就给了我的好奇心广阔的空间。”钟老的心得是“常看常新”。

同样的话，在很多采访他的报道中也见过。能让钟老活到八十六七的耄耋之年还念兹在兹的人，当数知堂老人。

说来也怪，二〇一七年伊始，各类钟叔河编的周作人作品相继再版，前不久是后浪出品的《儿童杂事诗笺释》，二〇一七年五月，中华书局推出钟叔河选编的《知堂谈吃（增订本）》。这些再版的作品，钟老每一本都重新撰写了出版说明，扼要交代再版之内容变化、篇目212调整、面貌更新等要素外，笔端也流露出对知堂先生的一往情深。

一

中华书局版的《知堂谈吃》是继一九九〇年中国商业出版社、二〇〇五年山东画报出版社之后的第三个版本。此次增订，所收文章数量由原来的九十四篇变成了一百八十一篇，增加的幅度很大——既有从《周作人散文全集》中搜得的原版失收的八十六篇，又节录港版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中谈吃食较多的信十一封为《与鲍耀明书（节抄）》一篇。“这一百八十一篇，写作从光绪戊戌到‘文革’开始，前后长达六十八年。

以四九年分界，前五十三年中周作人只写了四十二篇，如《结缘豆》《谈食鳖》诸篇，还‘谈吃而意实不在吃’，于食物和食事之外，尽有使读者不得不深长思之的内容，远远不是‘谈吃’所能范围的。而后一十七年中却写了一百三十九篇，尤其是从五零年起的两年半时间，他在《亦报·饭后随笔》

专栏

里就‘谈’过一百一十四次‘吃’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‘为稻粱谋’即挣稿费维持生活……”钟老在《增213订题记》中详细说明，知堂先生自一九五〇年起二十四个月内每周一篇文章的节奏，当“为稻粱谋”。

文内提及的港版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，我家书架上收有一部。巧合的是，二〇一六年九月，我借做客长沙梅溪书院的机会，登赴念楼拜会钟老。

钟老谈兴颇浓，一再拾起话头一再蔓延开去，时近中午，他似乎忘了时间，径自走进卧室，拿出周作人的《自己的园地》（晨报本）和《自己的园地》（北新本），一一指出里边篇目的不同，其中一页目录中有“茶话二十三篇”，即周作人谈吃。钟老说，三年困难时期，粮食短缺，周作人当时家里人口众多，妻子羽太信子身体不好，亏得香港的鲍耀明经常寄来日用品接济。

钟老所说的鲍耀明，便是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的编著者。他当年从东京回到香港，任日本三井洋行香港分行副总经理，是一位文学爱好者，为杂志《热风》撰稿，因喜欢知堂的文章，通过曹聚仁引荐，与周作人开始长达六年的通信（一九六〇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）并快递包裹。

鲍耀明先生

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前身是《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》（一九七二年五月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出版），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后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，比前者一百封多了若干倍，收入知堂214写予鲍耀明信件三百九十四封（原为四百零二封，少收了八封）、鲍耀明去信三百四十六封，以及知堂日记八百四十八篇。鲍耀明在《编者前言》中提及知堂逝世后，得其子周丰一将他的去信寄还、借给他知堂日记（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六年）编辑成书（这从另一层面证明了周丰一的授权）。

封面仿古籍线装书设计，蓝底白字。此书当年出版后，坊间皆予好评。董桥先生称这部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是研究周作人的大好史料，小思撰文言：“周、鲍二人素无谋面，纯粹依靠文字作为媒介，牵连着相隔两地的忘年情谊……鲍先生花了许多功夫整理校正，不只是原件影印，其工序繁重，可以想像，如果不是个人信念支持，恐怕不易完成。”

钟老位列获赠名单中，他回复鲍耀明：“《晚年书信》收到了，这是极有价值的文献，得之甚为高兴，感谢不尽。”

作为喜欢知堂文章的读者，大都愿意抱着好奇的心态一窥当年鲍耀明寄给周作人的食品清单，这些则由书信一项项记录在册。

六年间，月饼、鱼、赤味噌、蒲烧、罐头、猪油、砂糖、咖喱粉、虾米、松茸、奶粉、海胆、味精、糯米等生活必需品分别以周作人本人、妻子、儿媳、侄子等多人为收件人源源不断快递而来（据说当年规定海外邮寄物件，一个姓名一个月内只可收取包裹一次）。

鲍耀明写信宽慰周作人，不要以为麻烦，寄包裹是很简单的事情。事实可能也如此。周作人便放宽了心，指定了一些内地买不到的东西，有一次在信中说：“我不抽烟，我的儿子周丰一抽烟。”于是鲍寄了烟斗给他。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二日周写给鲍：“七日寄出之福神渍，已于十五日到达，唯所寄月饼则迄无消息，似已付之浮沉，与前此数次之煎饼均已送给了税关的执事诸公矣。”于他而言，在这个举国饥荒的年月，月饼兹事体216大。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写道：“唯前此奉托令弟之栗馒头，如可能乞赐一盒，倘无铁木匣装寄便不能寄。荣太楼之‘甘纳豆’及诸糖类亦甚好，但恐现在已来不及奉托了。”

有人考证说周氏兄弟留学日本时，热爱夏目漱石，也热爱他所吃的点心，信中的栗馒头便是一例。二〇一六年四月九日鲍耀明驾鹤西去，作家李舒写了一文，提及日本藤村制的栗馒头，举证说当年是鲍耀明求助于作家谷崎润一郎从日本购得，又辗转至香港，再寄回北京，周作人本想献给病中的羽太信子，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收到时，信子已病重，并于四月六日被送到北大医院急诊，隔天去世。

周作人平生未与鲍耀明相遇见面，他收到香港寄来的包裹，感念之余，给鲍耀明寄回了许多书画和信件，除了自己的手稿，还有他和胡适、徐志摩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人的通信，以及大书法家沈尹默特地为他题写的“苦雨斋”

横幅

。甚至有一回收到稀罕的鱼，他欣然复信道：“有一本书拟以奉赠，颇近于自己鼓吹，幸勿见笑，唯此版已难得，手头亦只余此一册矣。”别无他物，知堂老人唯有把手头仅存的孤版书当作满满心意献出了。当年有人提醒鲍耀明，周是汉奸，对其寄来的东西要小心。

不承想，如今周作人手稿书信在拍场在市面的217价值，比起当年所收的食物包裹，不知涨溢了几千几万倍（这些物件鲍耀明后来捐赠给北京现代文学馆、鲁迅博物馆和香港中文大学）。

鲍耀明对周作人完全是出于爱戴之心，直至九十岁还翻译了日本名著《东海道徒步旅行记》，只因当年周作人想翻译这本书却未与出版社谈拢。译毕六年后鲍去世，享年九十六岁，他算是完成了周作人的心愿。此次中华书局修订版，钟老写了一个编者按：“与鲍耀明书十一通，均据鲍氏所编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，只节抄有关吃食的部分。”

本文作者姚峥华，节选自《书人陆离》

《书人陆离》是姚峥华“书人系列”的第六本，书中既有史料钩沉，也有日常白描，是为作家、译者、出版人所作的文学特写。

本书共两辑。辑一分两部分：第一部分因书及人，由书引发联想，涉及杨绛、张爱玲、黄裳、止庵、谢其章、张辛欣、董宁文等；第二部分因人及书，从某个侧面素描作者所熟识的兄长师友“普通人”的一面，涉及戴大洪、陈丹燕、曹元勇、袁筱一等。辑二则集中写钟叔河所编的《走向世界丛书》《儿童杂事诗笺释》《知堂谈吃》的前世今生。

作者写自己的读书体悟，往往挖掘作品背后的故事，以此深入文本，进行介入式的阅读；写熟悉的师友，则多了一分亲切，仿佛私语谈笑间，已经将写作对象活画在纸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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